身份的转换来得如此突然。对于罗成来说，自己苦苦竞争得来的副科级，顿时成为泡影，多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对他这样的年龄来说，一切变得尴尬，在这个有70多个科员却只有1个所长的岗位上，很难看到升职的可能，“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看不到未来在哪里的，不止罗成一个。大部制改革之后，由于领导岗位总体趋于减少，不少普通公务员、科级乃至处级干部对未来感到迷茫，认为晋升通道变得狭窄，未来发展堪忧。甚至有一些公务员抱怨自己成为大部制改革的牺牲品，沦为“报废的一代”。
大部制的改革仍然延续，未来仍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在专家看来，一部分人在改革中付出代价，也是改革所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只是，大部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行政效率的提高，如果由此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显然也不是改革者所愿看到的。
副科长沦落成普通科员
时间倒回到2003年，那是罗成仕途生涯的开始。
在那一年深圳招考公务员中，这个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找任何关系的湖南小伙子在百舸争流中胜出，最终通过笔试和面试，成功考入了宝安区某局的职位。
成为深圳市公务员，手捧“铁饭碗”，让罗成一家非常激动，认定这个儿子将是今后全家的靠山。没干几年，深圳在全市推广街道综合执法模式，将城市管理的部分职能下放到街道，罗成“人随事走”下放到街道办，成为一名街道综合执法队的队员。“能有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也很好。”罗成说。
在街道执法队，加班加点是免不了的，“什么苦活，危险的活都得干。”罗成还记得，在清查黑网吧时，对方拿着几尺长的钢刀要跟他们拼命，“怎么办，先说服教育，实在不行有危险也得上。”
在街道执法队干满三年科员，罗成申请竞聘副科长。“在市里处长才叫官，科长都不算个官，但在街道、在基层是不同的。”罗成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他当时竞聘的是城管大队副队长，属于副科级，有十几个人竞争。幸运的是，罗成竞聘成功了。
如果时间就此停下，罗成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但是，2009年，一场震动所有公务员的大部制改革搅乱了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罗成也未能幸免。在这场大调整中，很多领导要么提高一级待遇提前退休，要么调剂任职，要么从领导岗位转为非领导岗位，保留原有级别不变。
罗成却哪一种都不属于。2010年1月，罗成被通知从街道执法队调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下属机构，宝安区与他一同划转的还有80人。“当时来征求意见，我没同意，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没有职务的普通科员不调，却把我调去。”罗成说，尽管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不同意也没用，作为一名公务员他应当服从组织的安排，“入职的时候都宣过誓的。”
就这样，罗成被免除副科级职务和待遇，划转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初以“人随事转”被下放到街道办，如今又以同样的理由离开了基层，仿佛一个循环。所不同的是，罗成已经从当初的小伙子变为人父。“33岁和23岁的小伙子一样从头干起，没有人给我说法，又不能像老百姓一样去维权。”面对记者，罗成显得有些颓废，他说，自己现在这样和“报废”也没什么区别。
在罗成之后，有多名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公务员向南都反映存在同样的困惑，希望媒体予以关注。
对于他们的遭遇，不少网友并没有表现出同情，反而表示强烈不满，批评他们过于在意职务晋升。“公务员分类改革已经指明了方向，他们还想搞职务，显然就是为了捞油水嘛！”一位奥一网友说。“我不能认同他们的说法，要求进步有什么错吗？”对于网友的观点，罗成提出反驳，“中国的传统就是学而优则仕。”
放眼未来，罗成表示前途一片黯淡。“以前我想回到执法大队当回我的副大队长，但区里也要搞改革了，可能更难了。”罗成一边说着一边撸起裤腿，很快觉得不妥又放下来。“在基层习惯了，见笑啊。”他说，尽管基层很辛苦，自己仍然想回到基层，虽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总比现在这样看不到明天好一些。
“希望大部制改革能多关心一下干部成长，能不能再谨慎些，保护一下干部的积极性，像我们这样，算什么呢，能干出什么成绩，干出成绩又能怎么样呢。”罗成最后强调了一遍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我现在是要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就有这种需求，没有错。”
被忽视的公务员群体
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罗成的遭遇也许不具普遍性，但是因为大部制改革所引发的彷徨情绪，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不少的公务员中弥漫着。
李杰(化名)，深圳某部门公务员。在此次大部制改革中，他的职位并没有出现变化，不过，对于即将迎来35岁生日的他来说，仍然感到非常郁闷，“身边的同事也常感叹命运无法捉摸，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
李杰告诉南都记者，大部制改革其实对于处级及以上干部的影响并不大，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处级以下的干部，尤其是像他们30-40岁这个年龄层次，受到的打击最大。“这部分人正年轻，有知识、有想法、有激情，是未来公务员队伍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的积极性却被活生生地打消了。”李杰说，最终损失的，是整体公务员的质量。
在李杰看来，公务员在外界眼中不仅意味着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甚至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特权的拥有者，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却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主动权，“有种任人摆布的味道，没什么尊严可言，更谈不上体面和职业认同了。”说到这里，李杰深深叹了口气。
事实上，在大部制改革实施后，当人们将目光聚焦在那些局级干部的任用、分流上时，作为深圳公务员的中坚群体———广大处级、科级以及普通公务员的命运却鲜有人关注，尤其是科级及以下普通公务员的未来。
一年以来，从当初的“一正12副”到如今的“一正20副”，局级领导岗位时刻牵动人们的神经，而在改革实施后，局级、副局级领导也在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得到安排和优化。相反，处级及以下公务员的变动则悄无声息。
“在公务员系统中，一个人尽皆知的潜规则是：不乱说、不多说。”李杰告诉南都记者，尽管对现实充满失望与不满、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担忧、对改革有所不满和不适应，但是这种情绪并不能随意地倾诉和发泄。这样一来，即便公务员中弥漫各种情绪，却仍然得不到上面的关注与重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吧。”李杰无奈地说。
这些消极情绪带到工作中，直接体现的就是消极怠工，过一天算一天。“反正又没有很量化的考评体系，把一些事情做完了就算了，谁管你做得好不好。”李杰说，他甚至注意到有些公务员把改革当做了消极怠工的借口，对于业务能推就推，能不管就不管。当有企业来办事时，就说：“这原来不是我管的，我不清楚，你还是问原来的部门吧。”而当对方找到原来的部门，又说：“这个现在不是我管了，你去找现在的部门吧。”就这样踢起了皮球。“遇到有上级领导问起，也完全可以‘架构确实调整了’为理由搪塞过去，一般也难以追究。”李杰说。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清闲的，李杰所在的部门，有些处室在合并后，职能增多了，业务范围一下子扩大了很多，但是人员并没有相应增加，于是有些人变得更加忙碌，特别是有一些处室，领导多，下面干事情的人少，普通的工作人员更加忙，没日没夜加班加点也成了常见的事。不过，对于这种忙碌，李杰说，这是一种没有激情，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保证不出错的机械地忙，完成的质量有多高，做得有多好，有多少创造性，谁也不知道。
让李杰难以接受的是，当时的改革太过突然，虽然改革推出之前就有传言，但是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连很多局级干部也是在开会的前一天才知道自己的局已经被撤销。“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工作上，这场改革来得猝不及防，没有给人任何的准备时间。”李杰认为，如果能提前征求人们的意见，提出相对专业性的意见，人员臃肿、资源合理分配等问题在方案制定之初就能想到，现在的很多问题也许就不存在了。
对于公务员的未来问题，李杰认为在当时的方案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人员安置这个改革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机构变了人却没变，这势必会严重影响改革的效果，甚至让改革偏离初衷。”
晋升通道堵死了？
在一些公务员的彷徨情绪中，最根本的诉求是指向未来的晋升空间。
大部制改革实施后，深圳共减少15个政府部门，减少151个内设机构，涉及近400名工作人员的任务，还取消了60个事业单位。
由此而造成除了一些局级领导富余外，一大批处级干部、科级干部要么失去领导岗位、要么提前退休、甚至像罗成一样降级使用。这样一来，对于处级干部来说，本身局级领导就有富余，晋升之日不得不往后推迟，甚至机会渺茫，由此一层一层积压，对于科级干部以及普通公务员来说，晋升更是遥遥无期。
“如果说以前公务员还能通过努力工作、能力而得到提拔的话，现在这条路完全走不通了。领导都消化不了，小兵就更不用说了。”上述提到的公务员李杰认为，像普通科员这样的，晋升通道几乎被堵死，“你说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盼头呢？”
从长远来说，更是如此。根据专家观点，目前仍处于改革的过渡期，也许会出现暂时性的机构肿胀，短时间内局级岗位的总量不会减少，副局级岗位包括执行部门还会有一定的增量，但随着政府部分事务的不断剥离和机构改革的深入，2-3年后，政府机构和人员将会相应减少，这也意味着未来留给这些公务员的位置将会更少。
在改革之初，深圳市官方就一直强调改革不会制约干部的发展空间和打击公务员的士气，但是改革之后，晋升通道的收窄，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同事们在一起聊天，大家共同的感受是这几年不会再有发展机会了。”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小张说，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优先安排那些多出来的领导，“和改革前相比，正常的升迁可能要缓好几年，因为原先属于你的坑，被别的人先占了。”
“其实精简机构是必然，但这些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如何解决，应该是大部制改革后应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市人力资源和保障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老一点的可能觉得闲点好，可年轻人总不能混吃等死。
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中，不少公务员表示自己成为这一轮大部制改革的“牺牲品”，甚至像罗成这样的公务员认为，大部制将造成一代公务员的升迁被耽误，使得现有三四十岁的公务员成为“报废”的一代。
“未来3-5年，深圳的中低层干部将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长期研究深圳问题的知名网友、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早在大部制改革之初就提出公务员晋升问题，他认为，大部制改革势必涉及到分流的问题，但是在分流有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一级一级往下消化，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博士陈家喜也认为，从精简部门的角度来看，人员减少甚至部分公务员要有所“牺牲”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仅是晋升通道变窄，对于一些公务员来说，深圳在干部公开选拔的力度与透明度方面也有欠缺，这也限制了公务员通过其他方式晋升的可能。
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务员林晨，在大部制改革中继续留在了市局，市场监管局在改革中将原工商、质监、知识产权等部门合并，内部处室减少了10多个，相应地分流了20多名处级干部，科级及以下的则有近百名公务员由市局分流到全市各市场监管分局，林晨能以科级干部的身份留在市局，显然算是幸运的。
“对于普通的公务员来说，工资不少就行了。”对于大部制改革的影响，林晨显得有些轻描淡写，“做的工作还是以前的工作，每天做的事情还是那么多，影响不大。”
不过，心态不错的林晨也认为，大部制以后，公务员上升空间势必受到限制，深圳应当通过加大公开选拔力度等方式，尽可能拓宽公务员的上升渠道。
“今年上半年，北京一下拿出241名局处级干部进行公开选拔，这已经是北京近几年来第10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了，重庆也是如此。”林晨说，相比之下，深圳则显得“小气”很多，虽然前不久也公开选拔了8名正局级干部，但是职位数量相差却是几十倍。
为何“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此就说是‘牺牲’了，‘报废’了。”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对于公务员的消极情绪感到担忧，他认为，任何改革都会有问题，不过这是转型中的必经之路，在这次大部制改革中，也必会有一部分人付出代价，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
金心异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目前这一批公务员只是为自己的仕途付出了一定的时间成本，并不能说是“牺牲品”，“1998年那么多下岗职工，也不能说是被牺牲的一代嘛。”
就连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李军，也表示不能失去希望，否则是自己毁掉自己，他认为，深圳已经经历了多次的机构调整和改革，人们从心理上已经对改革不陌生，而且改革将继续进行下去，“也许原来被撤销的，以后又设立起来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在一部分悲观的公务员之外，也有一部分人对改革抱有期待，甚至已经从改革中获益。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一位处级干部告诉南都记者，该局许多副处长、处长在整合后依然担任副处长、处长，还有不少人因为大部制改革而得到升迁。
在去年大部制改革中，由原文化局、体育局、旅游局等单位重新整合在一起的市文体旅游局共有9名副局长、1个专职党委副书记、4个非领导职务的副局级干部，比起原来的21个局级干部，共减少了6个副局级干部。市文体旅游局局长陈威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除了个别同志主动辞职下海外，没有一名公务员因改革而下岗，也没有一名公务员因改革而降低待遇。
在这次改革中，原市旅游局共有4个处室：办公室、旅游质量监督所、行业管理处、资源与市场开发处，合并后为2个处室：旅游协调管理处和旅游推广促进处。原来的4个处长中，有2人退休，另外一人仍担任处长，另一人调至一个新设的处室担任处长，同时还提拔了一名副处长为旅游协调管理处处长。“公务员流动是很快的，升迁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上面有人走，下面就有人上来。”该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说公务员被‘牺牲’了，我认为是大家不懂这个改革。”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认为，大部制改革之后有一部分本身年龄比较大的局级干部退了，他们的待遇有了保障，他们是很高兴地退出的，这就解决了一批，而随着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进一步分离，执行部门独立出来之后还可以为处级、科级干部提供更多的职位，处级干部还有更多的机会，“不存在什么‘牺牲’，如果非要说有牺牲的话，那么也是为了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政府体制而牺牲的，这也是应该的。”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则认为，公务员晋升通道变狭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行政体制结构的方式是没有改变的，晋升的通道也并没有改变，而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公务员的“出口”问题。
在观察人士看来，如果为了让公务员都能高枕无忧，“一个都不能少”，而导致改革浮于表面的话，那才是大部制改革的真正失败。
“大部制改革的理想路径是以岗定编，一旦部门领导职数确定，就应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推公选，让德才兼备者上岗履职。”观察人士认为，对于那些没能进入领导岗位者，则保持其原有级别并享受应有待遇，从事具体工作，并不一定要挂个副职，“人事安排问题上的过于谨慎和求稳，只能继续付出班子臃肿人浮于事的代价。”
深圳市社科院一位专家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当地收窄公务员上升通道，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更合理地分配。比如说，一些本来想考公务员的，可能会由此而放弃，这样的人才流动与人力资源分配会对整个社会更加有利，“不是只有当公务员才有出路。”
亟待建立退出机制
很显然，不管大部制改革是否影响到一批公务员的未来升迁，公务员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并非由大部制改革而产生，自然也就不能完全依赖在大部制改革中多设几个职位所能解决。
“还是要从公务员体制本身来寻找解决之道，现在的公务员体制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肖俊认为，应当以公务员事务为基准来设置职位，比如说一个菜市场，它需要多少个监管，你就以它的需要来设置职位，来决定招聘的人数。同时，探索公务员的退出机制，目前公务员仍然是个“铁饭碗”，尽管有年度考核，但一般是不会退出的。
同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处级以上的干部有任职年龄限制，却没有任职时间限制，这就造成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局面。“只要上面的干部不退出，下面的公务员就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一方面限制了年轻公务员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导致干部队伍庞大却缺乏活力。”
“大部制改革部门精简之后，一些公务员可能会面临没有工作，应该是可以被解聘的，但现在却不行。”肖俊说，事业单位经过改革后全部使用聘用制或是员工制，都不再是终身制了，公务员也应该采取聘用制，让人员流动更加灵活，更具有弹性，也让整个公务员机制更有弹性。
除了“能上不能下”之外，前述提到的公务员李军认为，现有的公务员薪酬体制与级别挂钩，造成了一些人过于追求级别，如果能够将目前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按照工作年限来提高薪酬的方法落实到管理类公务员身上，会令很多公务员人心安定下来。“为什么公务员这么想升职，就是因为级别不同，待遇有很大差别。”
而李军也认为，内地一些城市都实行了公务员退出机制，深圳却没有实行，“到一定年限了，还没有腾出空间来给其他的年轻人，这是一个改革先锋城市不应该有的现象。”
和李军观点相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也认为通过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可以解决大部制带来的公务员上升通道缩小的问题，让公务员不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都想当领导。
在全市层面大部制推行之后，深圳各区的大部制改革也箭在弦上。市级机构改革带来的人事问题，如何避免在区一级机构改革中重演？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表示，区级改革的核心是减事而不是减人，而且深圳市的公务员总体素质较高，是一笔很宝贵的资源，“机构改革最终并不是为了减少人才和机构，而是要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政府机构。”
抱怨
晋升通道变窄影响工作积极性
33岁了还和23岁的小伙子一样从头干起，没有人给我说法，又不能像老百姓一样去维权。自己现在这样和“报废”也没什么区别。
——— 执法员罗成
有些公务员把改革当做了消极怠工的借口，对于业务能推就推，能不管就不管。当有企业来办事时，就说：“这原来不是我管的，我不清楚，你还是问原来的部门吧。”而当对方找到原来的部门，又说：“这个现在不是我管了，你去找现在的部门吧。”就这样踢起了皮球。
——— 公务员李杰
同事们在一起聊天，大家共同的感受是这几年不会再有发展机会了。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优先安排那些多出来的领导，和改革前相比，正常的升迁可能要缓好几年，因为原先属于你的坑，被别的人先占了。
——— 公务员小张
质问
为何公务员岗位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此就说是“牺牲”了，“报废”了。在这次大部制改革中，也必会有一部分人付出代价，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
———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
如果为了让公务员都能高枕无忧，“一个都不能少”，而导致改革浮于表面的话，那才是大部制改革的真正失败。人事安排问题上的过于谨慎和求稳，只能继续付出班子臃肿人浮于事的代价。
——— 一民间观察人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当地收窄公务员上升通道，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人力资源更合理地分配，不是只有当公务员才有出路。
——— 深圳市社科院一专家
大部制改革部门精简之后，一些公务员可能会面临没有工作，应该是可以被解聘的，但现在却不行。事业单位经过改革后全部使用聘用制或是员工制，都不再是终身制了，公务员也应该采取聘用制，让人员流动更加灵活。
———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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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0-8-04 17:55 查看: 10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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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公务员管理 大部制改革